清代汪士鋐书法作品,法度谨严清秀洒脱

沈兼士书法上小篆、楷书、行草诸体兼会,尤善甲骨钟鼎文字,谨严而有法度,线条工稳舒展,蕴藉有味;结体方正中略带修长,清秀洒脱。在语言上一生致力于语言文字研究,建立了语根字族之学。沈兼士学识渊博,在书法与语言上有所研究。

汪士鋐书法宗褚遂良、赵孟頫,晚年习篆、隶,在康乾时期董风弥漫的当时确属难得的新声。其自述学书历程云:“初学《停云馆》《麻姑仙坛》《阴符经》,书绝瘦硬颉颃张照,诸子莫及。入都后,友人陶子师讥为木板《黄庭》,因一变学赵,得其弱;再变学褚,得其瘦。晚年尚慕篆、隶,时悬《颜家庙碑》额於壁间,观玩摹拟。”

郑和于公元1405年至1433年间七下西洋,在海外各国曾多有布施立碑记载,但时隔600多年,就郑和碑而言,在海外遗迹尚能幸存者,仅斯里兰卡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一件,文物史料价值极高。福建长乐市南山郑和史迹陈列馆内有一块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这是现存的唯一一块郑和自传碑,郑和以自己的口吻,详细描述七下西洋的经历。

    沈兼士作为古文字学者的沈兼士,在书法上擅写小篆、楷书、行草诸体,尤擅甲骨钟鼎文字。小篆基本是用“说文”的字体,写得也颇工整秀丽;而在他的尺牍书法中,其行草书则用笔潇洒随意,结体略呈方扁状,提按顿挫似有明显的章草意味。其书法虽不如乃兄书法家沈尹默有名,但却是沉郁雅致、古朴隽永的学者书法,也深得鲁迅的赞赏,鲁迅编《北平笺谱》,曾请沈氏题签,可见他书法的功夫。

    汪士鋐自幼即喜书法,初学时广为临摹古人名帖,后宗法褚遂良、赵孟頫,晚年习篆、隶。与姜宸英齐名,时称“姜汪”。著有《全秦艺文志》、《赋体丽则》、《秋泉居士集》等。

一、斯里兰卡郑和碑【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书法碑文研究

    沈兼士书法多瘦劲之趣,少甜熟之累,亦自成风格。其甲骨钟鼎文字写的书风也格外高致,如其写的非常精到的一幅书法作品“摹虢季子白盘文”,观其字写得谨严而有法度,线条工稳舒展,蕴藉有味;结体方正中略带修长,清秀洒脱,点画的方折使转上,不急不缓,不燥不渙,且十分的妥贴到位。     沈兼士成就是多方面的,精于诗文,常与诗家樊增祥唱和。但其在语言文字学方面著作宏富,获得学术界很高评价。沈氏对在语言上一生致力于语言文字研究,平生治学主张兼通博采,不为拘墟之见,因此对文字训诂发明独多,是中国近代最有见地的训诂学家。由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沈兼士学术论文集》,收入有关文字学沿革研究的文章42篇。其中包括文字训诂、书籍序跋、历史档案整理等三方面内容。

    汪士鋐在书法上有一定的造诣,与姜宸英、笪重光、何焯、称“康熙间四大家”。其在书法上得姜宸英执笔法,书绝瘦硬颉颃张照,诸子莫及。因被友人讥为木板黄庭,后来一变学赵孟頫得其弱,再变学褚遂良得其瘦。晚年尚慕篆、隶,时悬阳冰颜家庙碑额于壁间,观玩摹拟而岁月迟暮,精进无几。其书能大而不能小,然有奇势,纵横自放,而分间布白,无分寸失。

  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又称加勒三语碑)系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二月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前夕在南京奉诏刻好后,于永乐七年九月随郑和船队带至锡兰山国(今斯里兰卡)并于永乐八年所立,现藏于斯科伦坡国家博物馆。该碑以中文、泰米尔和波斯文刻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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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和于公元1405年至1433年间七下西洋,在海外各国曾多有布施立碑记载,但时隔600多年,就郑和碑而言,在海外遗迹尚能幸存者,仅【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此一件,文物史料价值极高。【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乃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中斯友好交往的实物明证,弥足珍贵。

沈兼士书法作品欣赏

汪士鋐书法作品1

  据史籍记载,中国明朝航海家郑和在下西洋途中,多次抵达斯里兰卡。郑和碑(全称“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立于公元1409年郑和第二次抵达斯里兰卡后,是见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斯往来的珍贵实物史料。

    1912年,沈兼士在北京各大学授课,他不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学术有深刻的理解,而且思想开阔,对西方的科学文化的发展也非常重视。在学术上他不是一位抱残守缺的学者,而是博识古今中外的通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当时受西学的影响与冲击,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汉字拉丁化”的观点,如沈兼士的同门师兄、研究小学经学的大师钱玄同先生,一度就要做“汉字的叛徒”,要把自己的名姓也像“扔破鞋一样扔掉!”但沈兼士并没有狂躁,他仍深入地沉潜于汉语言文字的研究,在训诂、文字、音韵、档案学等领域独有所识,建树颇丰。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汪士鋐的手札《东坡评语》,这是汪士鋐书录苏轼写在《唐氏六家书》后的一段题语。《东坡评语》纸本,行书,纵91cm,横50.9cm。释文为:余谪居黄州,唐林夫以书遗予,云吾家有此六人书,子为我略评之,而次其后,林夫之书过我远矣。右东坡书唐氏六家书后,汪士鋐。下钤“汪士鋐印”、“退谷”印2方,引首钤“秋泉”印。无鉴藏印。

   更具史料价值的是,石碑正面从右至左、从上至下分别有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阴刻文字,记载了600多年前郑和赴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向岛上佛教寺庙布施财物供奉佛祖之事。因长期受水侵蚀,泰米尔文和波斯文文字部分受损较严重,难于完整辨识,所幸中文部分受损较轻,虽显模糊,内容仍大体可识。后来,该碑被移至科伦坡国家博物馆典藏。

    沈兼士在《初期意符文字之特性》(1946年发表)一文中提出了“意符字”的设想,认为由文字画蜕化为六书文字,中间应有一过渡时期,逐渐将各直接表示事物之图形,变为间接代表言语之符号,这个过渡期的文字即为“初期意符字”。其提出的文字画的概念,沈兼士的观点在建国前后引起争论,但后来中国文字学在批评与反批评的论争中发展,文字源于图画的观点现已为大多数文字学者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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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兼士建立了“语根字族”之学,揭示汉语语根与派生词的亲族关系,提倡利用形声字的声符进行汉字的字族研究,以建立汉语语源学和字族学。其从总体上探求汉语语词的语根,推寻语词表现在形音义三方面的嬗变,并提倡利用形声字的声符进行汉字的字族研究,以建立汉语语源学和字族学。可惜这套学说和研究成果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后代学者对沈先生的字族理论时时援引,但是进行系统总结和评价的却很少。沈先生的理论博大精深,众多细部之所以然,需要后辈学人反复地体味,并进一步发扬光大。

汪士鋐书法作品2

郑和碑【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书法欣赏1

    沈兼士与兄长沈士远、沈尹默同在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北京大学任教,号称“北大三沈”。也有“三沈二周二马”之谓盛名,“二周”即鲁迅兄弟也;“二马”即马裕藻、马衡俩也;“三沈”就是沈氏三兄弟了。所谓文人之间惺惺相惜,其中鲁迅与沈兼士关系不一般,经常书信往还,鲁迅在《鲁迅日记》中曾多次提到沈兼士。鲁迅逝世之后,沈兼士全力支持参与出版鲁迅全集,接济鲁迅遗孀朱安。

      《东坡评语》文中“唐林夫”即宋代唐坰。其书法主要以行、楷书见长,存世作品中行书较为多见。此幅行书书法作品瘦劲挺拔,疏朗有致,分间布白分寸均衡,点画波澜翻飞,笔笔送到。有着“瘦劲”、“老劲”、“书绝瘦硬”之态。

    在号称“佛教之国”的南印度洋岛国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国家博物馆第四主展厅中,矗立着一块名为“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以下简称郑和碑)。该碑系郑和于公元1407年9月-1409年夏第二次下西洋时,在斯里兰卡登陆后于“永乐七年岁次己丑二月甲戌朔日”所立。碑高144.5厘米,宽76.5厘米,厚12.5厘米。碑额部分呈拱形,正反面均刻有五爪双龙戏珠精美浮雕,碑身背面光滑无文字,正面长方体四周均以中式花纹雕饰。碑文以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阴刻而成,中文居右从上至下正楷竖书,自右向左计11行凡275字,泰米尔文居左上端自左向右横书,波斯文居左下端自右向左横书,国外史学界亦称其为三语碑(Trilingual Inscription),该碑内容记载了600多年前郑和、王贵通等受明成祖朱棣派遣,赴锡兰(今斯里兰卡)向岛上佛教寺庙布施财物供奉佛祖之事。

    沈兼士曾任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主持整理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事宜,为学术界开风气之先。沈先生认为,档案于一代政治、学术关系极大,整理档案之目的在于充分便利使用。身为文献馆长的沈先生对民族文化真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在1922年,清室曾以经济困难为由,欲将由沈阳运抵北京故宫的文溯阁《四库全书》盗售日本人,且价已议定,为120万元。此事被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获悉,于是他致函民国教育部,“竭力反对,其事遂寝”。才避免了《四库全书》流失国外。

    汪士鋐还有手札《乞鹤名扎》,此札不足50字,共8行,行间布白上,第5行与第8行起,似有意跳出半格起笔,以形成错落之势。释文为:公事有费清神。谢谢。鹤铭有友在此欲看。乞暂付来。若老长兄不嫌拙恶。容日再奉上。年门世弟鋐顿首。勉斋门长兄。札上钤有“廷济”、“郑照”、“松斋”三枚鉴藏印。

  关于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在我国明朝以来历史文献中均无记载,自立碑后不知于何年,便湮没于世,下落不明。郑和碑的发现本身就充满传奇色彩,直至1911年,被英国工程师托马林(H.F.Tomalin)在斯南部港口高尔(Galle)市的克瑞普斯(Cripps)路转弯口一个下水道里重新发现,当时碑面朝下用做盖板。彼时距立碑已长达500余年,因长期受水侵蚀,碑面泰米尔文和波斯文字部分受损较重,难于完整辨识,所幸中文部分受损较轻,虽显模糊,内容仍大体可识。其后该碑移至科伦坡国家博物馆典藏。郑和于公元1405-1433年间,七下西洋,在海外各国曾多有布施立碑记载,但时隔600多年,就碑而言,在海外遗迹尚能幸存者,仅此一件,文物史料价值极高,此乃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中斯友好交往的实物明证,弥足珍贵。

    沈兼士沈兼士不仅是著名文人,也是一位爱国人士。其早年游学日本,入东京物理学校。与鲁迅等人从章炳麟学文字、音韵之学,并加入同盟会。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鲁迅全集》编委,并参与抗日团体“炎社”的创建 。在1925年女师大风潮中,沈兼士同鲁迅、马幼渔、钱玄同等人站在一起,发表了七人签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声援女师大同学的正义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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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是斯里兰卡锡兰山寺中竖立的一块石碑。锡兰山寺是斯里兰卡的一座佛寺,因为郑和下西洋期间曾到此佛寺进行过佛事活动,使它成为一座著名佛寺,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就是郑和船队竖立的。

    为人朴实厚道的沈兼士,为学却深邃而多有发展。其弟子语言学家、北大名师周祖谟教授曾撰文回忆道:“先生身材既高,风神潇洒。但外表谦和潇洒的他,有一颗刚强而正直的内心。北大南迁后,他滞留北平,在辅仁大学任教。主持敌伪治安维持会的周养庵派沈兼士一个学生来见他,说:“文献馆还得请您主持,知道您血压高,您不必天天到馆,偶尔去去就行了。”沈兼士说:“我饿死也不给日本人工作。”遂拍案把学生赶出了家门。如此,沈兼士的收入锐减。在那时他家里5个孩子,其中4个女儿还在读书,妻子有间歇性精神病,时好时坏,儿子沈观患严重的肺结核在疗养,经济变得极其困难。可看出其人格的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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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郑和第二次下西洋途经锡兰山寺时,郑和船队在锡兰山寺进行一次盛大的布施。布施那天,锡兰山寺布置得金碧辉煌,佛像新涂了金粉,佛像前香火燎绕,许多善男信女远道而来参加佛事活动。郑和率领使团中的信徒前来拜佛。为了报答佛世尊大德,郑和使团以金银织金、纤丝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厚礼报答佛世尊

    还有一件事沈兼士先生的故事,在北京沦陷时,其仍在辅仁大学授课时,其女儿回忆说:“由于先父性刚烈,每谈国事,不顾场合,必痛詈敌伪而后快,以此深为敌伪所忌。”后被特务检举欲加害,幸而他事先获知,于1943年冬去了西安转到内地重庆,方平安脱险。在重庆时沈先生蓄须明志,表明沦陷区不光复不剃须。这也是有何等的爱国之心才有的行为。     沈兼士( 1887-1947 ),名臤,吴兴(今湖州)人,沈尹默之弟。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曾历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故宫博物院理事、文献馆馆长、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委等职务。1947年8月2日因脑溢血病逝于北平,葬于京西福田公墓。在他的追悼会上,金息侯先生亲笔撰写的挽联是:三月纪谈心,君真兼士,我岂别士;八年从抗战,地下辅仁,天上成仁。这如实地概括了沈兼士坦白厚道、济世爱国的一生。

    从《乞鹤名扎》作品中看出“事”、“有”、“友”、“老”、“不”等字皆以方笔入纸,厚实果断。行笔率意直往,能感受褚遂良秀俊与赵孟頫圆熟两种风格的融合,而最能打动人的,牵丝萦带而直至笔渴。如“在此”、“看乞”、“容日再奉”等处。汪氏书法瘦劲的风格,与其善用枯笔是分不开的,作品中“年-门世弟”、“勉斋门长兄”两处的枯笔瘦劲如万岁枯藤,耐人寻味。

  在这次布施活动中,在锡兰山寺中竖立一块石碑: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记述了这次布施活动。在这块石碑碑文中,颂扬佛祖仁慈、圆明广大,称颂锡兰山为佛教圣地,使海道大开,人舟来往无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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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石碑碑文记载,郑和船队的这次布施活动规模宏大,带来了丰厚的香礼,其供物有:供养金一千钱、银五千钱,各色 丝五十匹,织金 丝宝 四对,红二对,黄一对,青一对,古铜香炉五个, 金座金红香炉五个,金莲花五对,香油二千五百,蜡烛一十对,檀香一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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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规模宏大的对锡兰山佛寺布施活动,弘扬了佛教文化,使当地人及各国香客、商贾目睹中国佛教徒的虔诚,增进了中国和锡兰山国人民的友谊。同时,郑和使团举办宏大佛寺布施活动,充份显示了明王朝的富有,提高了明王朝威望,扩大了明王朝在海外影响。  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国民崇信佛教,历史悠久。上自锡兰山国王,下到普通民众,全都信奉佛教,行为处事一切按佛教教义执行,国民对佛教之虔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据传说,唐朝玄奘大和尚出使西域,曾到达锡兰山国取经。

    《乞鹤名扎》札后有嘉庆三年解元张廷济的跋语:陈沧洲太守出鹤铭于水,退谷同襄其事。此札盖在是时。张廷济。我们从张廷济的跋语可知信札的内容与康熙五十二年,即1713年,闲居镇江的苏州知府陈鹏年募工打捞出五方《瘗鹤铭》残石一事有关。      汪氏生平著述甚富,尤勤于考古。在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原苏州知府陈鹏年与汪士鋐等命工起残石于江中,剔垢得铭文八十六字,其中九字残缺。残石经缀合复位,于焦山定慧寺大殿左侧建亭储之。汪氏所著《瘗鹤铭考》即以鹏年所出石本为图,列诸卷首,备采昔人之论,并引张弨《瘗鹤铭辨》折衷之,搜罗汇考颇称详尽。碑派书法经典《瘗鹤铭》的早期研究著作竟出自一位帖派楷模之手,正说明清初书法由帖学转入碑学之过程是渐变而非剧变。

  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从苏门答腊乘船顺风出发,经过12天的航行到了锡兰山国。听说锡兰山国是佛教圣地,郑和奉命出使,他又是一佛家弟子,为了加深与当地人民的友好感情,增进相互了解,尤其是表明大明朝的使臣也崇尚佛教,郑和当然要有所表示,于是在参拜兰山佛寺时,郑和进行了布施,给了这家寺院大量的金银珠宝、丝织宝幡、香炉花瓶、纸张灯烛等物,布施佛寺钱钞,以充供养,永世为鉴。为纪念这次布施,郑和立碑撰文,永垂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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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于1911年在锡兰岛迦里镇被发现,现保存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中,碑文系用汉文、泰米尔文及波斯文所刻。碑上汉文尚存,其他二种文字已模糊难辨。此碑的发现不仅为郑和下西洋壮举提供实物见证,还为中斯两国友好关系史增添了一件珍贵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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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这座宏大的白色建筑物位于科伦坡,始建于1877年,是斯里兰卡最古老的博物馆。馆内分为上下两层,陈列着从该国史前主要时期到康提时期的文物。漫步其中,可以感受到跨越千年,古朴之风徐徐而来,中国和斯里兰卡悠久的交往历史有迹可循,如《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就是中斯友谊的一大历史见证。

    这种帖学转入碑学渐变是由于清代书法帖学书法与碑学书法彼消此长,各领风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来帖学达到了泛滥的地步。清初书法仍承继明代帖学的余绪,代表书家为由明入清的王铎、傅山、八大山人等人。由于康熙推崇董其昌书法,致使清代前期董书弥漫书坛,为一般帖学书家顶礼膜拜。这看来汪士鋐的书法学董只是受到时风左右。

  斯里兰卡在经过阿努达拉普勒王国和波隆纳鲁瓦王国时期后,于公元1215年被迦陵伽国的国王摩伽率领两万多士兵攻陷。斯里兰卡的首都被迫从干旱区转移到湿润区,新建立的登巴德尼亚王朝的首都从雅帕护瓦开始,历经数次转移,统治者和绝大部分人民都生活在不稳定的状态下。这一时期被称为斯里兰卡历史上的“过渡时期”。但是另一方面,在登巴德尼亚王朝时期,人们对文学创造的热情被极大地唤醒,这主要体现在佛教题材叙事诗的传承,以及学者僧人的文学创作上。这一时期的艺术和建筑延续了传统,但是明显减少了庄严感。还有一个独特的特征是不同宗教信仰的融合,如佛教和印度教。加达拉德尼亚寺由一名印度南部的建筑师主持建造,因此寺庙带有很多印度风格的装饰。这一建筑特征延续到今天。

    汪士鋐在书法上与姜宸英齐名,并称“姜汪”。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汪士鋐、姜宸英同中进士的那一科当属典型案例,姜宸英久困山林,以“江南布衣”闻名,屡试不中,后因康熙帝识其书法风格而被特擢一甲探花,而汪士鋐举一甲状元,此科状元、探花皆当时书坛名家,学董高手,一时传为美谈,并将清初崇董书风推向极致。作为帖派嫡系的汪氏,晚年却尚慕篆、隶,书法观念开始逐渐转向碑派,在董风弥漫的当时确属难得的新声。

  在博物馆里面的斯里兰卡“过渡时期”展览区域,有一座被透明玻璃保护起来的石碑吸引访客的视线。这块古朴带有明显中国古代艺术风格的石碑,是明朝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于1409年途径斯里兰卡时,在德维努瓦拉一个寺庙树立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此碑于1911年被一位英国工程师在南部城市高尔(加勒)路口的下水道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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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碑高144.78厘米,宽76.2厘米,厚12.7厘米,顶部两角呈圆拱形,上方刻有二龙戏珠的浮雕,四周饰有花纹。石碑正面有用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镌刻的碑文。三种文字的碑文内容有所不同,但都表示对佛祖释迦牟尼、婆罗门教保护神毗湿奴和伊斯兰教真主表示尊崇和敬仰。三种不同宗教文字出现在一块石碑上,这也同样符合斯里兰卡“过渡时期”艺术表现形式的特点。同时在这一区域,还能看到许多美丽的中国古代陶瓷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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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斯里兰卡学者认为,郑和碑充分体现了郑和以及中国古代人民的广阔胸怀和平等宽容精神。这与西方殖民者后来入侵斯里兰卡时修城堡、掠夺财务,强迫斯里兰卡人改变宗教信仰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已成为中斯友谊的一大历史见证。

    现今上海图书馆举办明清名家手稿展览,出示馆藏《汪士鋐致勉斋书札》一通,内容涉及借阅《鹤铭》善本之事。其后有张廷济跋语:“陈沧洲(鹏年)太守出《鹤铭》于水,退谷(汪士鋐)同襄其事,此札盖在是时。”此札书法虽无法摆脱董氏藩篱,但却蕴藏着帖派向碑派渐变的思路,还承载着一段《鹤铭》运转佳话,可谓集数美于一札,眼福! 

  漫步在博物馆中,近距离观察、接触石碑。虽然历经岁月沧桑,碑文表面损失严重、一些字迹已经模糊。但是依稀能感受到古朴之风徐徐而来,遥想郑和当初率队七下“西洋”,遍访亚非30多个国家,为促进中国同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

    汪士鋐(1658-1723),字文升,号退谷,又号秋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官至右中允,入直南书房。少年读书刻苦,颇富才气。自幼即喜书法,初学时广为临摹古人名帖,后宗法褚遂良、赵孟頫,晚年习篆、隶。著有《全秦艺文志》、《赋体丽则》、《秋泉居士集》等。授翰林院修撰,修纂《佩文韵府》、《全唐诗》、《渊鉴类函》等书。包世臣还将汪士鋐书列入“佳品上”。汪氏卒年六十六。

    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自1911年被发现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该碑碑文进行释解,但因原碑泰米尔和波斯文部分受损较为严重,极难释读。而中文部分大体可释,然因各种原因,前人释读结果不尽准确。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文化处沈鸣一秘,通过实地勘察,并查阅大量资料,与原碑铭文仔细比对,最终得出准确中文释文并用书法书就释文,放置该碑一侧,供参观者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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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7月,受国家文化部派遣,沈鸣赴斯里兰卡中国使馆文化处任职一等秘书。2010年,沈鸣查阅了江苏省郑和研究会副秘书长吴之洪先生《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碑文考》一文,了解到2005年,南京市鼓楼区政府决定在南京郑和宝船厂原址复建郑和宝船厂遗址景区,按原碑尺寸和风貌复制该碑,因此派吴于当年6月赴斯,对该碑全面考察,但因当时条件所限,吴无法将碑上的每个文字辨识清楚。回国后,南京方面虽组织专家辨认,仍无法将中文碑文全部文字释读清楚。结果在复制该碑时,有10处汉字做空白处理,实为憾事。其后,台湾龙村倪先生《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汉文通解》一文,该文对郑和布施碑中文文字考证结果与吴之洪文中的文字考证有多处出入,且龙文称其无缘亲睹该碑,释文仅是通过其他中外专家的论著推断而成。此外还查阅过斯里兰卡籍学者查迪玛和中国学者武元磊合写的《解读〈郑和锡兰山佛寺碑〉》一文,发现其释文与前两者不尽相同。之后,斯科伦坡国家博物馆馆长希瓦格(Ranjith Hewage)先生还向沈鸣提供了一件二十多年前对该碑作的中文释文影印件(作者佚名)。沈鸣亦发现与其他版本有所区别。不同版本,释文各异,孰对孰错,令人存疑。虽国外学者曾做过该碑拓片,但我国作为郑和故乡不曾拥有拓片原件。由此,一种想法油然而生:一、要设法推动南京方面派专家来斯为该碑制作拓片;二、请南京方面为该碑制作保护罩,对这一珍贵历史文物加以保护;三、寻机对郑和碑中文全文探个水落石出。

    机缘不负有心人。2013年12月,江苏省政协主席张连珍应斯国家遗产部部长邀请率江苏省友好代表团访斯。出问前夕,我处在与斯方协调时提议:一、由江苏省为郑和碑赠送一保护罩,因南京是郑和当年下西洋的始发地,据学者考证该碑显然是在南京奉召之后刻就,随宝船前往锡兰并于布施后留在当地。600多年后,江苏省有意为该碑制作保护罩,以体现祖国母亲对海外游子的亲切关爱;二、提议斯方邀请我方派专家赴斯对该碑进行拓片,以收藏这一中斯友好交流史上的重要历史文献。12月13日,江苏省友好代表团在与斯遗产部部长会谈时,张连珍主席宣布将向斯国家博物馆赠送一个郑和碑玻璃保护罩。斯国家遗产部部长加格特·巴拉苏里亚(Jagath Balasuriya)先生衷心感谢中方的支持和帮助并宣布同意江苏省派专家来斯为该碑制作拓片。

    2014年5月22日,江苏省文物局应斯国家遗产部之邀,派出殷连生副局长、文保处徐森主任科员和南京博物院强明中研究员3人工作组抵斯,进行郑和碑拓片和玻璃罩安装工作。经过数天努力,工作组圆满完成了郑和碑的拓片工作,玻璃保护罩也遂于5月28日顺利安装完毕。

    其间,沈鸣有幸亲临博物馆现场,从不同角度仔细勘查,逐字核对全部碑文,经反复甄别推敲,终将碑文释读如下(文中(1)…(11)为沈鸣所加,标示原碑文行数)。

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碑文释读:

    ⑴ 大明

    ⑵ 皇帝遣太監鄭和王貴通等昭告于

    ⑶ 佛世尊 曰仰惟慈尊圓明廣大道臻玄妙法濟群倫歷劫河沙悉歸弘化能仁慧力妙應無方惟錫蘭山介乎海南客言梵

    ⑷ 刹靈感翕彰比者遣使詔諭諸番海道之開深賴慈祐人舟安利來往無

    虞永惟大德禮用報施謹以金銀織金紵絲寶旛

    ⑸ 香爐花瓶紵絲表裏燈燭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養惟

    ⑹ 世尊鑒之

    ⑺ 總計布施錫蘭山立佛等寺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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