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首奸严嵩书法欣赏,新修城隍庙碑记

郑板桥是清代“扬州八怪”的主要代表,以“诗、书、画”三绝闻名于世的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书法,用隶书参以行楷,非隶非楷,非古非今,俗称“板桥体”书法。郑板桥书法作品单个字体看似歪歪斜斜,但总体感觉错落有致,别有韵味,有人说“这种书法作品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做官前后,均居扬州,以书画营生。工诗、词,善书、画。诗词不屑作熟语。画擅花卉木石,尤长兰竹。兰叶之妙以焦墨挥毫,藉草书中之中竖,长撇运之,多不乱,少不疏,脱尽时习,秀劲绝伦。书亦有别致,隶、楷参半,自称“六分半书”。间亦以画法行之。印章笔力朴古逼文、何。

为什么“字如其人”的说法屡屡落空?严嵩临死前的委屈之言解释了这种误差,他写道“平生报国惟忠赤,身死从人说是非”。至死,他依然认为自己是个浩然正气的忠臣、君子。奸臣这种自以为正义在胸中的心态让他们的字看起来或雄健豪放或清雅高洁,“字如其人”其实只是通过字可以看出写字人的心理状况,至于品行是无法从字里显露出来的。奸臣蔡京、秦桧、严蒿等虽堪称书法家,但他们的书法作品留传下来的却极少,所谓因人废字。张瑞图趋附阉党,性质上与严蒿之流有别,其书法勉强被后世所接受。历代书法评价中,书法作品和人品是一个血肉相连的整体,人品历来高于书品,书法是人的学识、才能、品质高度融合的体现。司马光曾经说过:才胜德者,小人也。很多人认为把人品低下的书家的书法作品收藏家中,等于收藏了邪恶之气,不仅玷污了家风,也有损于自己的人品。

唐伯虎一生坎坷,生活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只活到五十四岁就辞世而去。唐伯虎临终时写的绝笔诗,表露了他内心留恋人间但又愤世厌俗的复杂心情:“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飘流在异乡。”唐寅书法柔中带刚、娟秀中见劲峭的特点在书法作品《落花诗》苏博藏本和普林斯顿藏本中相对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两个藏本面目清秀,书风接近,且都是行偏于楷的风貌。而辽博藏本与中国美术馆藏本,其书风是行偏于草的体貌,用笔、结字和章法都与前两个藏本不同。

郑板桥(1693-1765),原名郑燮,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江苏兴化人,祖籍苏州。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官山东范县、潍县县令,有政声“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为人疏放不羁,以进士选县令,日事诗酒,及调潍县,因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罢归,居扬州,声誉大着。恣情山水,与骚人、野衲作醉乡游。时写丛兰瘦石于酒廊、僧壁,随手题句,观者叹绝。著有《板桥全集》,手书刻之。所作卖画润格,传颂一时。郑板桥为“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擅画兰竹。一生画竹最多,次则兰、石,但也画松画菊,是清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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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书法欣赏1

《落花诗册》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藏本

郑板桥书法欣赏【新修城隍庙碑记】01

留传至今的严嵩书法作品不多,均为书法珍品,大体可分为四类,一是榜书,即“署书”、“擘窠书”(大字的别称,一般为楷书),这类作品主要标题宫阙门额上,过去在北京较多,如原在西城区东大高殿外牌坊上的榜书“孔绥皇祚”、“太极先林”、“弘佑天民”、“先天民境”;西城区原景山大门上的“北上门”榜书;北镇庙正门匾额的三个大字,也属严嵩的“榜书”之列;二是碑文,如现存于湖南永州柳宗元纪念馆的“寻愚溪谒柳子庙”一文;杭州西子湖畔岳飞墓旁的“满江红”词一首,分别是严嵩在任国史编修和礼部左侍郎时的作品;三是印文,如木印正书“严嵩”、篆文阴刻汉白玉“严嵩私印”等;四是卷轴,严嵩生前此类作品最多,然而在其书法作品中保存下来的却最少,现今保存下来的“千字文”,尤属珍品,严嵩自己对此作也颇为满意,曾于嘉靖三十五年“题手书千文后”,叙述自己的书法创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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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五十岁时,即1742年春天,为范县令兼署小县朝城,始订定诗、词集。1743年,五十一岁,将道情十首几经修改,至是方定稿,刻者为上元 司徒文膏。1744年,饶氏生子。郑板桥宰范期间,重视农桑,体察民情、兴民休息,百姓安居乐业。 1746年,乾隆十一年,五十四岁,自范县调署潍县。是年山东大饥,人相食。潍县原本繁华大邑,然自是年灾荒连年,救灾便成了郑板桥主持潍县政事的一项 重要内容,他开仓赈货,令民具领券供给,又大兴工役,修城筑池,招远近饥民就食赴工,籍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食之。尽封积粟之家,活万余人。秋以歉收,捐廉 代轮,尽毁借活民无算。潍县饥民出关觅食,板桥感叹系之,作逃荒行1748年大学士高斌和都御史刘统勋为特使到山东放赈,板桥随之。秋大熟,潍县灾情 渐趋缓解,饥民也由关外络绎返乡,板桥作还家行纪其事。为防水浸寇扰,捐资倡众大修潍县城墙。秋末,书修潍县城记1751年,海水溢,板桥至潍县北边 禹王台勘灾。

著名史学家曹国庆认为严嵩在书法上成名,是他初入翰林院的时候。明代的翰林院网罗了天下的科举人才,相当于中央的智囊团和书记处。严嵩的经义文章每每列为首选,他的诗词唱酬之作也常在宴集中力拔头筹,于是,人们在欣赏他的文章的同时,又领略了他的书法技艺,观其文便可获双重享受。此后,由翰林院而及其他任上,由京师而及地方,士林中便多有以得其墨宝为荣者。钤山归隐的八年间,严嵩又精研了许多书法字贴,书法造诣精湛。至今在北京还留有他的书法遗迹“六必居”等题额10多处。数点严嵩书法遗存,书法家孙熙春表示,被确认为严嵩所书的题额而无大异议的有:北京朝阳门外大街建于明代的绿琉璃牌坊上的“永延帝祚”;北京昌平区沙河镇巩华城北门之“展思门”;天津蓟县的“独乐寺”;北京老字号“六必居”。其中“永延帝祚”、“独乐寺”(较老,似乎未经破坏)相对较为可靠。山东曲阜的“圣府”、杭州西湖岳飞庙的“满江红”(但落款后被改为夏言)同调词等全国知名景点20多处还保留了他的书法遗迹。

《落花诗册》辽宁省博物馆藏本

郑板桥作官意在“得志则泽加于民”,因而他理政时能体恤平民和小商贩,改革弊政,并从法令上、措施上维护他们的利益,板桥宰潍期间勤政廉政,“无留积,亦无冤民”, 深得百姓拥戴。 潍县富商云集,人们以奢靡相容,郑板桥力倡文事,发现人才,留下了许多佳话。1747年,满洲正黄旗人、侍讲学士德保主试山东,板等桥同在试院,相与唱和。1748年,乾隆出巡山东。郑板桥为书画史,参与布置天子登泰山诸事,卧泰山绝顶四十余日,常以此自豪,镌一印章云:“乾隆柬封书画史”。1749年,五十七岁,饶氏所生之子又于兴化病殁。与御史沈延芳同游郭氏园。重订家书并手写付梓。1750年重修文昌祠,倡建状元桥。1751年, 五十九岁,作难得湖涂横幅。1752年,主持修潍县城隍庙,撰城隍庙碑记城隍庙碑记里,板桥力劝潍县绅民“修文洁行”,在潍且百姓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同年,与潍县童生韩镐论文,并作行书七言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郑板桥在潍县任上著述颇多,其潍县竹枝词四十首尤为脍炙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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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俞樾,曾在《茶香室丛钞》中为唐伯虎辟谣,断定“三笑姻缘”是好事者借重唐的盛名,把别人的事,转移在他的名下,是一起张冠李戴的戏弄。关于这一戏弄的文字,最先开始于明人冯梦龙的《警世通言》话本中《唐解元一笑姻缘》这一章。后来,故事经明、清两代文人不断改编成戏曲、弹词、鼓书后,遂使唐伯虎成了世人眼中的,一个“风流才子”。又据专家考证,秋香确有其人,是当时南京的一名青楼女子,比唐伯虎大十几岁,根本不可能与他发生风流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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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书法欣赏2

中年落魄的唐伯虎,曾娶沈九娘为继室,夫妻偕老,生有一女。所谓唐伯虎有九个妻妾,可能是从“沈九娘”这个名字上演绎出来的。凭当时唐伯虎的贫寒境况,连温饱都成问题,怎么可能妻妾成群?在人们印象中,唐伯虎是个不折不扣的“风流才子”。其实,真实的唐伯虎,才子是真,但并不风流。据专家研究,唐伯虎从未自称过“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这一图章是后人伪造的。民间传说“点秋香”艳事,也纯属无聊文人添油加醋的想象。

郑板桥书法欣赏【新修城隍庙碑记】02

严嵩的书法虽流布全国各地,六必居酱园店设在北京,相传创自明朝中叶,挂于店内的金字大匾的“六必居”三个大字为明朝大学士严嵩题写。六必居原是山西临汾西社村人赵存仁、赵存义、赵存礼兄弟开办的小店铺,赵氏兄弟是如何求得位高权重的严嵩的墨宝不得而知,但就字论字,“六必居”三个字写得,笔力雄奇博大,字体丰伟而不板滞,笔势强健而不笨拙,书法艺术价值极高,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历史上的唐伯虎,姓唐名寅,字伯虎,是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学家。《明史.唐寅传》记载,乡试解元后,次年赴京会试。不料祸从天降,因科场试题泄露,他无辜受牵连入狱,成了朝廷斗争的牺牲品。出狱后,他落到了“海内以寅为不齿之士,知与不知,皆指而唾”的地步。妻子嫌贫爱富,与之反目离婚;佣人侧目,动辄顶撞,使他在精神上备受打击,心情十分低落。后来他远离家乡,遨游名山大川。这时,南昌宁王朱宸濠慕名聘请,唐伯虎到南昌后,发现宁王有图谋作乱之意,就伪装癫狂,被宁王遣返故里。

在山东省潍坊市博物馆石碑长廊中,有一块被玻璃罩保护起来的石碑,现在已经被定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这就是驰名历史的“三绝碑”潍县城隍庙碑。据史料记载:潍县城隍庙,为明代洪武年间所建,清乾隆十四年(1749)在大雨中严重受损。乾隆十七年(1752),时任潍县县令的郑板桥发出倡议,带头捐款重修了城隍庙,并亲自撰文书写了《新修城隍庙碑记》一文,令其门人司徒文膏镌刻于石,以记其事。

明朝大奸臣严嵩的题字:在孔府高大庄严的门额上,镌刻着两个流金溢彩的正书大字“圣府”,其笔力刚劲、凝重,威严中透露出儒雅,得到历代书家的赞颂,这是严嵩的杰作。孔林的洙水桥牌坊匾额是由严嵩所题,“六必居”三个字也是他写的,北京的什刹海、景山公园、北海、故宫等地都有他的书法作品。据说,清朝顺天府有个贡院,悬挂的是严嵩题写的匾额“至公堂”。乾隆觉得不妥,一直想把它换掉,便命满朝书法出色的官员写这三个大字,自己也私下写过无数遍“至公堂”,最后发现都不如严嵩的字,便仍然让这个大奸臣的字留在原处。

从此,他绝了仕途宦海之欲,沉潜于诗画艺术。穷困潦倒的他,最终得以作画卖文为生,过着布衣素食的清苦生活。但他洁身自好,从不巴结权贵,“闲来写幅丹青买,不使人间造孽钱”,甚是难得。唐伯虎一生坎坷,生活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只活到五十四岁就辞世而去。他临终时写的绝笔诗,表露了他内心留恋人间但又愤世厌俗的复杂心情:“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飘流在异乡。”

郑板桥“修城隍庙碑记”的墨迹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行书书法作品《重修城隍庙碑记》,是前人保留下来的册页真迹,该册页系楷书碑文《新修城隍庙碑记》的草稿,现藏南京博物院藏郑板桥(纸本,行书,22.3×18.3 cm,12开)。另一个则是楷书《新修城隍庙碑记》拓本,字是从碑上拓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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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寅(1470—1523年),于明宪宗成化六年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生,故名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皈心佛乘后自号六如。汉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出身商人家庭,父亲唐广德,母亲邱氏,自幼聪明伶俐。20余岁时家中连遭不幸,父母、妻子、妹妹相继去世,家境衰败,在好友祝允明的规劝下潜心读书,29岁参加应天府公试,得中第一名“解元”,30岁赴京会试,却受考场舞弊案牵连被斥为吏。此后遂绝意进取,以卖画为生。正德九年(1514年)曾应宁王朱宸濠之请赴南昌半年余,后察觉宁王图谋不轨,遂佯狂得以脱身而归。晚年生活困顿,54岁即病逝。他玩世不恭而又才气横溢,诗文擅名,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并称“江南四才子”,画名更著,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并称“吴门四家”。

《新修城隍庙碑记》是郑板桥在乾隆十七年(1752)任潍县知县时撰文并书写的,是郑板桥书法中的精品,郑板桥对该碑也是极为中意,郑板桥尝自称其书法作中品“潍县城隍庙碑最佳,惜其拓本少尔”《刘柳村册子》。因郑板桥潍县城隍庙碑“文佳、书好、刻精”,被后人誉为“三绝碑”。这块驰名历史的“三绝碑”,高190厘米,宽80厘米,碑文20行,全文909字,由郑板桥以其独创的“六分半书”体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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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唐寅的画胜诗,诗胜字。因此其诗名书名长期为画名所掩,留传的诗作和书作也不多。据统计,其古今体诗,加上各种补遗,总数也不过六百首左右。落花诗应该算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书法欣赏传世经典。唐寅对自己所作的落花诗十分偏爱,曾多次书写。诗与书相得益彰,篇篇精彩。唐寅一生曾多次书写《落花诗》,每次所录诗作的数量不同,内容不同,书法风格也不尽相同。沈周因丧子而撰写落花七律十首,此为唐寅和之《落花诗册》共30首。他看到地上落英满布,联系起自己的坎坷遭遇,怅然不已,抒发了心中愤慨之作。此副《落花诗》是唐寅传世的书法代表作之-,当为其较早所书,用笔圆转妍美,玉骨丰肌,风流潇酒,温文尔雅。目前所知的分别藏于苏州市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行偏于楷)、辽宁省博物馆、中国美术馆(行偏于草)。

乾隆十四年(1749),郑板桥(1693~1765)就任潍县知县的第四年,经年失修的潍县城西城隍庙在某日的大雨中倒塌了。郑板桥在视察之后,建议修缮,得到了乡绅们的附和、资助。三年后,城隍庙修葺一新,作为县太爷的郑板桥于乾隆十七年五月作成《新修城隍庙碑记》志其事,并由司徒文膏勒石(城隍庙碑,190×80 cm,现藏于山东省潍坊市博物馆)。

严嵩在书坛成名,是在他初入翰林院的时候。弘治十八年(1505)三月,严嵩以二甲第二名的成绩被赐予进士出身。不久又以一首《雨后观芍药诗》入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明代的翰林院实际上就是内阁的署衙,内中网罗了天下的许多科举人才,是朝廷的智囊团和书记处。在馆阁的日子里,严嵩的经义文章每每在馆试中列为首选,他的诗词唱酬之作每每在宴集中力拔头筹,于是,人们在欣赏他的文章的同时,又领略了他的书法技艺,观其文便可获双重享受。此后,由翰林院而及他曹,由京师而及地方,士林中便多有以得其墨宝为荣者。钤山归隐的八年间,严嵩又精研了许多书法字贴,书法造诣更有精进,当世的一些知名画家每邀他连袂创作,或得一佳作即邀其题署,以为画面增色。翻开《钤山堂集》,便可知严嵩的许多诗文,便是因此而作,如卷3《吴伟画》、〈山水画《题李学士画》、《题杨时明瀛州别业》、《李学士薇园秋霁雨图题赠》,卷5《题吕梁陈之部观物序》、《奉题阁老费公至乐楼》、《题潇湘楼》、《题双松卷,卷6《题风洞》、《题虞山洞》、《题黄氏池亭》、《题龙封君颐贞卷》,卷7《题罗太守画》、《君持梅卷请题笔赠之》、《题胡使君可泉》,卷8《凤图为宗伯序公题》、《梦竹卷题赠胡也贞光禄》、《题宫保孙公宜晚序》,卷10《题顾中丞居》,卷11《题顾中丞载酒亭图》、《写真自题》,卷17《子昂马图赠大梁李中丞》。通过《直庐稿》,我们还可了解到,严嵩自己比较满意的书法作品,尚有《题先高祖闱中试小录后》、《题画册》、《题田氏所藏予手书》、《题千字文》等等。令人遗憾的是,上述书法原件多已不存,许多作品我们无从领略其艺术的神韵。在留传至今不多的严嵩书法作品中,大体上可分为四类,一是榜书,即“署书”、“擘窠书”,这类作品主要标题宫阙门额上,过去在北京较多, 被确认为严嵩所书的题额而无大异议的有:北京朝阳门外大街建于明代的绿琉璃牌坊上的“永延帝祚”;北京昌平区沙河镇巩华城北门之“展思门”;天津蓟县的“独乐寺”;北京老字号“六必居”;还有“天下第一关”等几处。其中“永延帝祚”、“独乐寺”(较老,似乎未经破坏)相对较为可靠。

一、落花诗的由来和主要内容唐寅的落花诗为和作。明弘治十七年(一五O 四)春,沈周撰写落花诗七律十首,除唐寅外。文徵明、徐祯卿等皆有和诗。史载唐寅的和作为七律三十首,各种唐寅诗文集的刻本都有收录,周道振、张月尊所辑校的《唐伯虎全集》将其收入原集部分。但根据唐寅每次书写的墨迹,有很多落花诗句与原集中所收的并不相同,显然经过修改。据统计大异者有十七首,《唐伯虎全集》将它们编入补遗。因而落花诗实际上总共有四十七首。和诗『柔情绰态,如泣如诉』,在当时广为传颂。有人认为落花诗的内容反映了封建士大夫的感物伤怀的颓废情绪,因而不足取。其实,这样的理解完全曲解了唐寅诗中的深意。

潍县城隍庙在城隍庙小区,具体的位置在城隍庙街以北,北门大街的东面,仓巷子的西面,现仍存旧址,郑板桥曾重修,刻有《重修城隍庙碑记》被人誉为珍品,曾有演剧楼一所,演剧楼上挂郑板桥书“神之听之”匾额一块,题对联“仪凤箫韶,遥想当年节奏;文衣康乐,休夸后代淫哇”。其实每个治所都有城隍庙,“城隍”即为护城河,但是民间把它演绎成是保佑州、县城池安危的神,设城隍庙以供世人祭祀。潍坊的城隍庙的雕像最神,在后殿城隍爷的雕像里设了机关,只要一拍他的膝盖,城隍爷就会站起来。民国年间神像被砸毁,郑板桥在1752年主持重修城隍庙后,立三绝碑《新修城隍庙碑记》(现存于潍坊博物馆),这块碑封在玻璃橱里,是块顶级的文物,但是碑身已经涂满黑墨,想来是经常做拓片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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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寅性颖利,聪明殊凡,童髫中科第,二十九岁时乡试中第一名解元。三十岁入京会试时,却因徐经科场受賄案被累下狱而废。此后.他不但功名无望,且生计日薄,与妻子反目仳离,不久又与弟申异炊.可以说落魄之极。唐寅作落花诗那年三十五岁,离科场被黜之事不过五年,刚刚经历过人生的低谷,『其胸中块垒郁勃之气,无由自泄,假诸风云月露以泄之』。因此,落花诗看似伤春,实则自摅其才情。把它们理解为浮薄伤雅的风流之作,可以说完全没有读懂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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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多处表达了对光阴易逝、年华易老的感慨,是其年轻时《白发诗》的余韵。唐寅二十五岁时发现自己『玄首有华丝』,不禁『怆然百感兴』,并鼓励自己『功名须壮时』。那时他尚年轻气盛,前途也是一片光明;如今境遇大改,虽同是感叹白发生,却更添了几分英雄落寞的暮气。同时,诗中也充满了郁闷不得志的情绪,多处暗示了自己痛苦的遭遇。『春尽愁中与病中,花枝遭雨又遭风』无疑是其经历的写照;而『多少好花空落尽,不曾遇着赏花人』等句则借『落花』之意象。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伤感。

郑板桥书法欣赏【新修城隍庙碑记】03

严嵩的手书,在嘉靖年间便已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当世的一些著名的书法家如杨慎、田汝籽、湛若水等对其作品都推崇备至。正德年间,田汝籽提学江西,严嵩尚是一位七品编修,正困卧钤山,田汝籽不以其位卑困顿,亲自造访敝庐,相与评骘风雅。严嵩将钤山所作诗稿精心抄录相赠,田汝籽视为传家宝,在珍藏了四十年后,临终之前转交给其弟田汝米束收藏,田汝米束后来将这些手稿携至京师送严嵩一阅,严嵩复睹旧迹,恍若隔世,再“题田深甫所藏钤山手稿”文并旧稿归之,一时成为书坛佳话。

以唐寅之才气,遭遇如此不幸,确实是可悲可叹的。了解这样的背景,才能明白其惜花怜花叹花的万千感慨绝非士大夫闲来无事的无病呻吟,更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其中自有慷慨激烈的悲愤之情。但值得一提的是,落花诗并不仅仅是伤情之作,特别是修改后的诗句,多次透露出唐寅罹祸后对功名富贵的全新理解,开始对人生无常心中了了,为其日后皈依佛氏之先兆。也正因为诗中所含的超脱旷达之意,使唐寅即使在晚年心境平和之后仍然偏爱自己当年的这些诗作。

潍县城隍庙碑文虽叙述了潍县城隍庙重新修葺的缘起,但毫无谀神迷信内容,而是充满了一种求实精神。郑板桥认为「苍然者天」和「块然者地」本是无所谓人格的,是人赋予了其人格;城隍本是各府州县邑都有的无生命的建筑实体,也是人赋予了其人形、乌纱、袍笏,并「子之以祸福人权,授之以死生之柄」的。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神道设教」的需要,是统治者为了进行教化所采取的宣传手段。值得注意的是,文中郑板桥借修城隍庙的机会,竭力主张在庙前修建一座演剧之楼,即建立平民百姓的娱乐场所。为了回答乡绅们认为「多事」的责难,郑板桥不厌其详地阐述了戏楼既有娱神的功能,又有娱人的功能,因此不能不修的原因。从他对修城隍庙的消极的从俗态度和对修戏楼的积极赞助态度的对比中,我们看到郑板做为潍县县令的清醒头脑和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作风。因此,《新修城隍庙碑记》既是一篇讨论民俗礼仪的学术论文,又是郑板桥积极为潍县老百姓办公益事业的个个见证。

然而,由于政敌书史,修怨横议,严嵩奸名身随,他的书法作品也因之噩运降临。在严嵩的“榜书”作品中,“六必居”最具代表性,这块匾的书体,方严浑阔,笔力雄奇博大;字体丰伟而不板滞,笔势强健而不笨拙,其历史和书法艺术价值极高,是榜书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六必居”是嘉靖年间开设的一家著名酱园的店名,位于北京前门外粮食店,是严嵩因店主之请而题署。嘉靖间,商品经济已有相当发展,作为京师的北京城,商业活动尤为兴盛,“六必居”仅有六人开设之意。不过,由于严嵩题额时并未署上自己的大名(当时题匾,多不署自己的名字),这便为否定其字的人提供了方便,在他们看来,万恶至极的“奸臣”严嵩又岂能写出这等好字,五十年代,有人在“六必居”的一位伙计家中,找到了几张旧房契,最早的一张是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于是,否定“六必居”为严嵩所作便有了“可靠的”依据。有人认定“六必居”是康熙以后才开设的,还有的说是清乾隆间“陈升号”演变而来,因而这“六必居”三字,自然与严嵩无关。其实,自嘉靖至康熙已有百余年,房产易主是很正常的事情,一张房契并不能说明问题。由于六必居是个老字号,匾额又是书法珍品,因而历代业主都视之为瑰宝。远的不说,就在清雍正六年(1728年)至道光六年(1826年)这一百年间,“六必居”的主人就先后经历了杨、张、郭、韩、赵、厚几姓。何况,嘉靖间的房契没有找到,并不能断定房屋最初不是建于嘉靖间,更何况我们把“六必居”三字与其他严嵩已署名的作品想比较,也就不难得出是出自同一作者的结论。值得一题的是,否定严嵩“六必居”作者权的倒不是书法界,而是非从事书法研究的人居多。

二、落花诗墨迹的各版本及书法风格比较唐寅一生曾多次书写落花诗,每次所录诗作的数量不同,内容不同,书法作品风格也不尽相同。目前所知的有以下几个版本:

《新修城隍庙碑记》文中,郑板桥以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阐述了无神论观点,直道神为人所造,神权是人所授。新修后的城隍庙,东西两廊比原先高三尺,殿厦、寝室、神像、钟鼓重新加固粉刷,并在城隍庙大门之外新建戏楼一座。郑板桥还为戏楼亲自撰写了两副对联,其一曰:“仪凤箫韶,遥想当年节奏;文衣康乐,休夸后代淫哇。”其二曰:“切齿慢嫌前半本,平情只在局终头。”中间横匾分别为:“神之听之”、“惟德是辅”。寓道德教化于楹联之中,可谓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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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博物馆藏本,纸本册页,三十四开,每开尺寸27cm x 30Cm不等。共录七律三十首,其中,十三首为原集所收和沈周落花诗。十七首为补遗之作。卷末未署名,也未标时间。后有正德三年进士方豪题于嘉靖丙戌的跋和翁方纲题于嘉庆二年的跋。其中翁方纲的跋说:『……此六如三十首草稿,与集本多异,想屡自改定欤?瑶田得此于都门,中阙二首。及南归,晤江秋史,而秋史处恰有此二首。宛然适合……』翁方纲认为这是一个草稿本,说明此藏本的时间比较早。同时,此册页曾缺了两首。后补上。翁氏的这个推测对不对?这恰好可以从普林斯顿藏本中得到证实。

潍县城隍庙修复,要建一块碑,由他写碑文。普通人作碑记书法欣赏,总要把古圣先贤的话引用一番,略作生发,他却第一句话便说“一角四足而毛者为麟”,对于事实上不存在的神物带有嘲弄讥笑的口吻。更有甚者,他指出玉皇也好,城隍也好,都是泥塑木雕,是人塑造出来的,习惯使然,人造出了神,人便怕神,于是,板桥自己也怕神了,好像真的是有神有鬼。在城隍庙里树这样一块碑,如果不是因为他有父母官之尊,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字写得极好,恐怕迷信的士绅早就把碑砸了。

严嵩书法欣赏5

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藏本,纸本长卷,25.1Cm x 649.2cm。录七律二十一首,前八首为补遗之作,后十三首为原集落花诗作。卷末有唐寅落款『晋昌唐寅稿』,未标时间。另有马日琯书跋。『唐寅稿』的字样。正好证明它是草稿。这个『草稿』当然是誊写本。因为字迹十分工整。从书风上看,苏博藏本与普林斯顿藏本比较接近。从抄写内容看,两者都有十三首为原集落花诗作,虽然排列顺序不同,这十三首的内容是基本相同的。因此,普林斯顿藏本的写作时间与苏博藏本相距不会很远。但决不同时,因为相同的一首诗中又有少许改动。如普林斯顿藏本中『春来何事默凭栏』一句,苏博藏本作『春朝何事默凭栏』。

郑板桥在文艺领域树起一面富有个性光采的旗帜,在潍县任中,致朋友的信里就大声疾呼:“学者当自树其帜”,不要听气候于商人,要有自己的见解,要有自己的特色。正因为形成了这样的见解,所以板桥在文事活动中就有许多放肆的言论。他在济南与诸官僚会宴趵突泉,他诗里说这清清的泉水“流到海边浑是卤,更谁人辨是清泉”,对于官场的雍和气氛,实在是大煞风景。真话尽管是真话,但敢于在这种场合高咏的,恐怕只有板桥了。

山东曲阜是圣人阙里,历代衍圣公府就建在这里,在孔府高大庄严的门额上,镌刻着两个流金溢彩的正书大字“圣府”,其笔力刚劲、凝重,威严中透露出儒雅,得到历代书家的赞颂,这也是严嵩的杰作。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代衍圣公都与严嵩有着深厚的交谊:六十二代衍圣公孔闻韶与严嵩年龄相若,平时曾有文字交,他嗣后的“墓志铭”也是严嵩所作;六十三代衍圣公孔贞干的袭爵手续是严嵩主持办理的;六十四代衍圣公孔尚贤还是严嵩的孙女婿,孔严两家世代交好。因此,在嘉靖间衍圣公重修门楼时,他们还延请严嵩题额,于是便有了迄今尚悬于孔府门额上的“圣府”二字。然而,严嵩嗣后由其政敌冠其身的“奸臣”之名,竟成为他的盖棺定论,正史野史、官书私书多口诛笔伐。围绕着这块匾额便又生发出一些故事来。孔圣人的后裔倒是明白事理,他们尊重事实,既没有否定严嵩对“圣府”的作者权,也没有将此匾撤下,另请他人重书换上。但一些自视懂得忠奸如同冰炭的好事者不甘于寂寞,于是一个精心编制的故事出笼了:奸臣严嵩在朝作恶多端,为巩固自己地位,竭力与衍圣公府攀结,而衍圣公深明大义不予接纳,一次严嵩专程前来造访,衍圣公闭门不见,让他在门外的一条板凳上冷坐了两天两夜,吃了一顿饱饱的闭门羹,严嵩临走时写下了这块匾额,衍圣公见严嵩人品虽糟,书品倒还不错,也是其对圣府的一番敬意,便将匾额留下。迄今孔府外还放有一条板凳,据说那就是严嵩坐过的,奸臣贼子是不能进入孔府之内的。这真是一个编排绝妙的故事,可谓用心良苦。

上述两个藏本的落花诗内容与原集相异的部分,是一改再改的结果。如原集《和沈石田落花诗三十首》中第一首的前两句『今朝春比昨朝春,北阮翻成南阮贫』与这两个藏本中的第一、二句『剎那断送十分春,富贵园林一洗贫』虽然词句大异,但意思相近,且紧跟其后的第三、四句完全相同,应该是由同一首诗作修改而成的。显然,两个藏本中的诗句更形象地道出了自己一夜之间功名尽毀,前途无望的心境。而『刹那断送十分春』也就成为了以后大多数版本的第一首。又如第二首的第一句,原集为『夕阳芳草笛悠悠』,草稿本中为『夕阳黯黯笛悠悠』,情调上顿有天壤之別。原集最后一首末两句『和诗三十愁万千,此意东君知不知』中的后一句,到苏博藏本与普林斯顿藏本中分別改为『肠断春风谁得知』和『肠断东风谁得知』。由此可推断这两个藏本为和诗后的修改稿,其书写时间肯定在和诗那年(一五O四)之后,但不会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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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先进代表之一,并且上自天文星宿,下至地理人文,堪称无所不包、无奇不有。不过,在它那千种风情,万般形态中,的确也有不少在今天看来并不值得效法的东西,我们常说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然而有些东西,尤其是观念方面的东西,似乎难以分优劣,而人们又自觉地为其左右。明人何良俊在谈及严嵩的才学和严嵩在文学史上所受不公正对待时,曾经发出过这样一段感慨:“严介老之诗,秀丽清警。近代名家,鲜有能出其右者,作文亦典雅庄重,乌可以人而废之?” 何良俊是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他说这番话时,正值朝中倒严势力占据上风,继任首辅徐阶等人对严嵩进行全面否定和清算,话能说到这个份上,委实难能可贵。

自从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稿》中评价『伯虎书入吴兴堂庑。差薄弱耳』之后,通常认为唐寅书法深受赵孟頫书法的影响,娟秀有余而力度不足,缺少变化.其实唐寅学书多门,在不同时期又侧重不同,其书风随着年龄的变化而有较大的差別。唐寅年轻时书体清瘦,结体端正,点画严谨,有唐楷功底。而他在正德五年(一五一O)四十一岁时即兴所写的联句诗,则深得李北海之笔意。体势欹斜,用笔强健。其间也写过丰美圆转的行书,不过真正做到化骨力于妙姿,融合各家之长而透出自身风格则是梢近晚年的事了。

郑板桥书法欣赏【新修城隍庙碑记】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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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寅书法作品,因其秀丽俊俏,流转自如,特別容易被拿来与赵孟頫相类比。其实,唐书清峻潇洒的隐士气与赵书流光溢彩的富贵气还是有一定差別的。唐寅书法柔中带刚、娟秀中见劲峭的特点在苏博藏本和普林斯顿藏本中相对表现得更为突出。这两个藏本面目清秀,书风十分接近,且都是行偏于楷的风貌。字的结体都比较工整,大多是每字独立,很少有连笔牵丝。用笔圆润清雅,点画比较到位。如『一』、『十』等字,逆锋落笔,回锋收笔,交待得清清楚楚,显示了极好的楷书功底。节奏相当轻松,粗细长短的搭配也极其自然,不显一丝做作的痕迹。单人偏旁的斜撇一笔,果敢快捷,有明显李北海的笔意,骨力清遒。章法安排也一随自然,每律诗占八行的空间,各行宇数并不一致,但中垂线笔直,形式感很强。

郑板桥在潍县还题过几幅著名的匾额。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还是“难得糊涂”与“吃亏是福”这两块。据说,“难得糊涂”这四个字是在莱州的文峰山写的。莱州在潍县西北,背临大海,城的东南有云峰山,山多碑刻。那一年板桥专程至云峰山观郑文公碑,因盘桓至晚,不得已借宿山间茅屋。屋主系一儒雅老翁,自命糊涂老人,出语不俗。他室中陈设最突出的是一方桌面般大小的砚台,石质细腻,缕刻精良,板桥大开眼界。老人请板桥题字,以便镌于砚背。板桥想老人必有来历,便题了“难得糊涂”四个字书法作品,用了“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的印。因砚石过大,尚有余地,板桥说,老先生应当写一段跋语。老人便写了“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而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也用了一方印,板桥看看,印上的字是“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板桥大惊,知道是一位退隐的官员。细谈之外,方知原委。有感于糊涂老人的命名,当下见尚有空隙,便补写了一段“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老人见了,大笑不止。

严嵩书法欣赏6

而辽博藏本与中国美术馆藏本的落花诗卷,其书风是行偏于草的体貌。用笔、结字和章法都与前两个藏本不同。如辽博藏本的首句『断送』的『送』字,已作了简化,是草体的结法了。用笔上,多露锋侧锋,横画的起笔大多微尖,这样带来了书写的更大自由。辽博藏本和中国美术琯藏本中都有大量的连笔牵丝.书写畅达流转,一片神机流走。如辽博藏本『簇簇双攒出茧眉』一首的末句,几乎是一笔书,七字一气呵成,笔势顺流而下。中国美术馆藏本此句的处理也是这样。这可以说明辽博藏本确系唐寅晚年的书法作品。此外,辽博藏本中还出现了非常夸张的笔触。如『重到』的『到』字,末笔竖画形态夸张。抒情味极强。『玄』字的末笔,本来可以处理成一点,而唐寅偏偏写成形貌夸张的一竖,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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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以“善善恶恶”的标准来评价人物是非的社会,一个人政治上的声名臭了,随之而来的便注定是对他的全盘否定。由于头顶着个“奸臣”的帽子,不仅他的文章不足于为人道,他的字——不论其是否为书坛佳制——也都不值得一提,并且为了达到以人废字的目的,演发出一幕幕令人感叹的稀奇古怪的事情来。

这样的纯熟技巧到了其临终前一年所书的中国美术馆藏本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此卷的字迹笔画略肥,结体梢扁。与两个早年藏本的疏朗清秀相比,添了几分苍老遒劲。由于书写的快速,出现跳脱和漏宇,随意补在行旁,表明书写过程中完全是情感在驱笔行走奔飞。笔势的流转因此如行云流水,连绵不绝,给人一种雄浑而舒展的气势。其中收录十首漫兴诗,内容较落花诗更为沧桑。尤其是最后一首,『交游零落绨袍冷,风雪飘飖瓦罐冰』,浸透着凄凉,也写得沉郁苍凉。

郑板桥书法欣赏【新修城隍庙碑记】05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又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善善恶恶”的儒家评定人物是非的标准便有了它的安身立命之所。人们总是习惯于去把一个人分成好坏或忠奸,对于所谓的好人、忠良,竭力去赞美、颂扬,对于所谓的坏人、奸佞,尽力去斥责、痛骂,这自然是不错的,然而,当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去为尊者讳、亲者讳,或者对所谓的坏人、奸佞而以人废文、以人废字的时候,这种伦理的标准往往就模糊了事物的是非标准。以“善善恶恶”的标准来行以人废字之举,虽貌似忠奸分明、理直气壮,实则并不高明,归根结底,还是一种软弱无知的表现,是不敢接受一个自己不愿承认而又确实存在着的客观事实。在中国历史上,以人废字的既不自严嵩始,也不自严嵩止,这种现象历史上何其多也,这种现象又何时能休。明朝奸相严嵩的名头堪与秦桧、蔡京比肩,才学上也毫不逊色。严嵩的诗文在当时堪称一流,当时的著名作家李梦阳称“如今词章之子,翰林诸公,严惟中为最。”可见严嵩在当时文坛的地位。

三、唐寅多次书写落花诗的原因唐寅一生多次反复书写落花诗,与当时的文人风气有一定的关系。一方面,明代中期的苏州地区是文人雅士的聚集之地,意气相投的师友彼此之间往来唱和、互赠诗画十分频繁。或书写自己所作诗文赠送他人,或书写別人的诗作,或在他人书画上题诗作跋,都是常有的现象。唐寅传世的书画作品中,就有很多为应邀而作,有些卷上即注明赠某人或为某人所作。所以他多次书写落花诗,有可能是分赠不同的友人。另一方面,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反复自录也是当时文人雅士的普遍做法。如祝允明曾多次书写自己所作《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而与唐寅一起和沈周落花诗的文徵明后来也曾多次书写他所作的落花诗。

拓本《新修城隍庙碑记》原文如下:乾隆十七年,岁在横艾涒滩、月在蕤宾,知潍县事板桥郑燮撰并书一角四足而毛者为麟,两翼两足而文采者为凤,无足而以龃龉行者为蛇,上下震电、风霆云雷,有足而无所可用者为龙。各一其名,各一其物,不相袭也。故仰而视之,苍然者,天也;俯而临之,块然者,地也。其中之耳目口鼻手足而能言、衣冠揖让而能礼者,人也。岂有苍然之天而又耳目口鼻而人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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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寅选择落花诗作为反复书写的内容,更有其自身的内驱力。如果说他第一次写落花诗是有感而发,抒发了科场失意的苦闷与烦恼,那么,以后的多次书写则是別有寄托了。『落花』是唐寅诗中的象征性意象,既借花喻人,亦以花抒意。在『落花』上,寄寓着唐寅复杂而丰富的生活体验与生命体验。在第一次和沈周的诗中。他的情绪比较低落,哀怨、愁苦多于牢骚。有些诗句的情感很消极,如『五更风雨葬西施』,陈继儒阅后说:『唐伯虎咏落花诗,至「五更风雨葬西施」之句,不觉气短。』从技巧上看,『「五更风雨葬西施」,摹写刻挚,尚未及徐昌国之自然浑成。』

自周公以来,称为上帝,而俗世人呼为与玉皇。于是耳目口鼻手足冕旒执玉而人之。而又写之以金,范之以土,刻之以木,琢之以玉;而又从之以妙龄之官、陪之以武毅之将,天下后世,遂裒裒然而人之,俨在其上,俨在其左右矣。至于府州县邑皆有城,如环无端,齿齿啮啮者是也。城之外有隍,抱城而流,汤汤汩汩者是也。又何必乌纱袍笏而人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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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元年(一五二二),唐寅已经历了更多的坎坷与艰辛,年少时的春风得意早已烟消云散,加上年老多病,贫困交加,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自己亦如落花,即将辞世而归土。这时候,由于有了更多的体验,像『五更风雨葬西施』这种诗句也就再也不写了,而代之以苍凉和凄绝,发出了『十载铅华梦一场,都将心事付沧浪』的感慨。而『二项未谋田负郭,一餐随分粥依僧。醉来试倩家人道,销尽粗豪气未曾』等句,真是铅华落尽,一露真身。『销尽粗豪』说明他的心境已趋向平淡、平静,不再做『功名隗儡下场人』,『气未曾』则表明他并未丧失生命的信心。故中国美术馆所藏落花诗卷虽是晚年之笔,并没有衰颓之气。该藏本全幅四米五左右,整篇气脉流畅,涌动着生命的活力。唐寅写落花、唱落花,是对即将逝去的生命的歌唱,所以读其诗、赏其宇,犹感他生命的灿烂光辉。

而四海之大,九州之众,莫不以人祀之;而又予之以祸福之权,授之以死生之柄;而又两廊森肃,陪以十殿之;而又有刀花剑树,铜蛇、铁狗、黑风、蒸鬲以惧之。而人亦裒裒然从而惧之矣。人惟人惧之,吾亦惧之。每至殿庭之后,寝宫之前,其窗阴阴,其风吸吸,吾亦毛发竖栗慓,状如有鬼者。乃知古帝王神道设教不虚也。子产曰:“凡此所以为媚也。愚民不媚不信。”然乎?然乎?

严嵩(1480年-1567年)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汉族,江西新余市分宜县人,弘治十八年(1505年)乙丑科进士。他是明朝著名的权臣,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63岁拜相入阁。严嵩书法造诣深,擅长写青词(实为他人代笔)。《明史》将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称其“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 透过戏曲和文艺作品、历史典籍,严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明史》把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说他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透过戏曲和其他文艺作品,严嵩的奸臣形象已深入民间。 然而多年来,有关严嵩是否大奸臣,仍然争议不休,这些争议主要围绕着他专国擅政,逼害忠良与及巨贪恶富的指控。另外来自严嵩故故乡分宜的学者,包括严曰文、严小平等人却对严嵩的评价采截然不同的观点。认为他也具有忠君爱民,知人善用的一面,而且政绩卓著。严嵩故里江西介桥村,是严嵩出生和生活了几十年的故乡,她座落于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城郊东南角,背倚袁岭,面临省道清萍公路。严嵩故里数十栋明清古祠群,严嵩真假墓址,严嵩洞,严嵩家庙—石门庵。从嘉靖二十三年到三十五年的十多年时间内,严嵩先后在宜春、分宜两县捐金修建了四座石拱桥:宜春秀江上的广泽桥,下浦的广润桥(上浦、下浦各一座的总称),分宜清源河上的万年桥,共花三四万两银子。同时还出资修葺了分宜县学等等。严嵩生平:严嵩的父亲是位久考未成,而又醉心于权力的人,自然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于是便悉心的栽培、教导。五岁在严氏祠启蒙,九岁入县学,十岁过县试,十九岁中举,二十五岁时,严嵩终于完成父亲的心愿。弘治十八年(1505年)考中乙丑科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被授予编修,后来严嵩得了一场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在严嵩的退官10年,正是宦官刘瑾权倾天下之时。正德七年(1512年)袁州府知府姚汀开局修志,请严嵩为总纂。不久姚汀又以事去。第二年,徐琏继任知府。到职后,徐琏即飞函请严嵩继续纂府志。正德九年(1514年)严嵩任总纂,因为这年为甲戌年,故人们称之为甲戌志。后世称《正德袁州府志》。及后刘瑾与其党羽被灭后,严嵩北上顺天,正式复官。在此后的十多年内,严嵩先后在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任职。明世宗时,世宗沉迷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对政事漠不关心,朝中事务皆交由朝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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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邑城隍庙在县治西,颇整翼。十四年大雨,两廊坏,东廊更甚,见而伤之。谋葺新于诸绅士,咸曰:“俞”。爰是重新两廊,高于旧者三尺。其殿厦、寝室、神像、鼓钟、笋虡,以坚以焕。而于大门之外,新立演剧楼居一所,费及千金,不且多事乎哉?岂有神而好戏者乎?是又不然,《曹娥碑》云:“盱能抚节安歌,婆娑乐神。”则歌舞迎神,古人已累有之矣。诗云:“琴瑟击鼓,以迓田祖。”夫田果有祖,田祖果爱琴瑟,谁则闻知?不过因人心之报称,以致其重叠爱媚于尔大神尔。今城隍既以人道祀之,何必不以歌舞之事娱之哉!况金元院本,演古劝今,情神刻肖,令人激昂慷慨,欢喜悲号,其有功于世不少。至于鄙俚之私,情欲之昵,直可置弗复论耳。则演剧之楼,亦不为多事也。

礼部尚书夏言得到世宗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于是严嵩拼命讨好夏言。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嘉靖四年( 1525),升国子监祭酒。嘉靖十一年(1532年),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年),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嘉靖十七年(1538年),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世宗怒,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

总之,虑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人而神者也,当以人道祀之;天地、日月、风雷、山川、河岳、社稷、城隍、中溜、井灶,神而不人者也,不当以人道祀之。然自古圣人亦皆以人道祀之矣。夫茧栗握尺之牛,太羹玄酒之味,大路越席之素,瑚琏簠簋之华,天地神祗岂尝食之、饮之、驱之、御之哉?盖在天之声色臭味不可仿佛,姑就人心之慕愿,以致其崇极云尔。若是,则城隍庙碑记之作,非为一乡一邑而言,直可探千古礼意矣。董其事者,州同知陈尚志、田廷琳、谭信、郭耀章,诸生陈翠,监生王尔杰、谭宏。其余蠲赀助费者甚夥,俟他人摹勒碑阴,寿诸永久,余亦未敢惜笔墨焉。

夏言自视甚高,反对世宗沉迷道教。渐不为明世宗所喜。一日世宗将沉香水叶冠赐予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并不戴上;但严嵩每次出朝都会戴此冠,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世宗见状,越喜严嵩而嫌夏言。严嵩晋升为太子太傅,羽翼已丰,开始攻击夏言,严嵩又怂恿世宗罢黜夏言。夏言被罢后,严嵩为所欲为,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与严嵩一同参与机务,但世宗遇事只召严嵩。后来,严嵩抓住鞑靼入侵中原的机会,迫害夏言。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鞑靼入侵河套(今宁夏和内蒙古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陕西总督曾铣发兵夺回河套,并上呈奏疏,建议从府谷黄甫到定边修筑一段边墙,再水陆并进,逼鞑靼退兵,此举得到夏言的支持。夏言向朝廷举荐曾铣,并与之商讨计划。明世宗决心夺回河套,并褒扬曾铣。此时严嵩买通皇帝近待,称其“轻启边衅”,并指使边将仇鸾诬称曾铣掩败不报,克扣军饷,贿赂首辅夏言。严嵩更在世宗面前说两人夺回河套别有用意,世宗果然相信。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二月,许赞以老病去职,张璧去世,世宗再度起用夏言。这时夏言知道严嵩的为人,处处小心防范。严嵩表面上对夏言谦恭,但怀恨在心。日后严嵩再凭借青词夺回世宗的信任。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三月,曾铣被杀,妻子流放两千里,夏言下狱,后来严嵩利用传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毁谤自己,同年十月,夏言被斩首,夏言的亲信或贬或罚。严嵩重新出任内阁首辅,从此擅专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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